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登船启航的历史瞬间。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

　　今天，我们探寻红船的航路，要从启航前再上溯八十年，把目光看向历史更深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只凭16艘军舰、一万多名士兵，就让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赔款，由此开启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曾“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含垢忍辱。中华大地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长夜漫漫，无数仁人志士想穿透沉沉黑暗，找到救亡图存的道路，想拨开层层迷雾，寻找照亮前行道路的理想火炬——

　　太平天国运动，采取农民起义的旧有形式，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然而，平均主义、封建王权等思想，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洋务运动提出“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兴西学、办洋务，开创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纺织业等近代工业也随之兴起。但“师夷长技”的努力并未达成“制夷”的目的，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意识到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够的，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学，宣扬进化学说，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变法图强，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和平变法运动，可历时百天便告失败。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明确提出推翻皇权，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此后，北京、上海等地曾出现过大大小小300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它们因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

　　从1840年开始，几十年的探索，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彷徨和苦闷之中。封建主义老一套是过时了，学习效法西方的努力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毛泽东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同样有人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835年，卡尔·马克思在自己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从此，马克思把自己的智慧和人生奉献给“为人类服务”这个誓言与理想。

　　彼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争取个人正当权利的工人运动在各地兴起，却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份拨开眼前迷雾、指引革命前路的纲领。

　　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解析，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挖掘出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痼疾；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宣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从无产阶级的苦难中看到了孕育其中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精神。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从此，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也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1917年，列宁从苏黎世登上了开往俄国圣彼得堡的列车，“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犹如威力强大的弹药，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阿芙乐尔舰震天撼地的炮声，不仅响彻了冬宫，更如惊雷般唤醒沉睡的东方大地。

　　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也让苦寻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李大钊在《新纪元》中写道：“我们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分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

　　1920年初，陈独秀等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3月，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日以继夜完成了译稿，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份伟大文献的全貌。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

　　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涌现，如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场非常活跃，除马克思主义外，还如潮水般涌入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

　　北大红楼的一个大教室里，曾发生过一场为期两天的大辩论，辩论题目就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中国”。参加辩论的人很多，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师生，最后教室挤不下，很多人还拥挤在楼道里听。

　　正反两方辩论结束后，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声音不大，却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一位在辩论中持反对观点的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

　　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和坚定，让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感受到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在与各种思潮的斗争中从小到大、由弱至强，由理念到行动、从知识界走到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运动的先锋是青年学生，然后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小组成员走向工农中去，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

　　1920年冬，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当时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工人最伟大，工和人两个字接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顶天立地。”

　　在宣传和组织工人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更加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立足点真正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一部分工人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眼界得到拓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民居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在楼下厅堂围坐。灯光摇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大会共召开了7次会议。7月30日晚的第6次会议因被巡捕窥探，被迫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举行。“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代表们在船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既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更是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

　　这个理想，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也正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