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南山区沙包堡镇的日子，我父母的职业让他俩与各自的工作紧紧地焊接到了一起，他俩平素几乎没有时间离开沙包堡镇，到一个相对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只有春节前后几天例外。因此，幼小的我和弟弟都盼着过春节，除了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还有就是能够跟着父母到荔波的婆（荔波管外婆叫婆）家，聚在一起过节，好不热闹。

　　父亲家远在鲁南沂蒙山区，回去一趟殊为不易。平时加班和值夜班攒下的几个休息日，仅勉强够路上往返的时间。到荔波的婆家过春节，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一般是除夕那天，父母带着我们，从沙包堡镇搭上式样老旧的长途客车，这辆客车足够老了，称得上老爷车，看上去裹着仆仆风尘，脏兮兮的。它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沿着螺旋形攀升的盘山路，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好几次我都担心它爬不上去了，揪着心怕它刹不住地一直往后退，退到悬崖之下。一路上，我不敢向车窗外张望，车下是深深悬崖，一旦跌落其中，必定车毁人亡。我鼓起勇气，迅速地瞥了窗外一眼，啥都没看清，内心却像揣着一只小白兔，怦怦乱跳。但它竟一次又一次地，奇迹似的爬了上去。经过大半天的跋涉，接近黄昏时，驶到荔波郊外的登高坡，隔窗俯瞰得到山脚下浮起在暮色里的婆家。恰在此时，鞭炮声由稀拉渐密集地扯开了年夜的序幕……

　　在贵阳的大舅一家提前到了，与我家同在沙包堡镇的大姨一家已经到了，本在荔波县城住的二舅、三姨和小姨，也带着他们的家人来了。六家人，簇拥着外公和外婆，男女老少，20多口人，齐聚在婆家显得逼仄的房间里，相互摩肩接踵，仿佛是在赶场。是强大神秘的血缘让我们团聚到了一起。追忆起这个情景，我曾经形容外公和外婆像一柱蒜梃子，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姊妹都像一个个蒜瓣，散落在贵州各地，每逢春节，不等父母召唤，仿佛候鸟纷沓飞来，领着我们这些小候鸟，聚拢在父母身边，攒集成一头结结实实的蒜。此刻，我却油然生了新的想象，接下来我会写到。

　　照例是围桌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大人们一桌，我们孩子一桌，井水不犯河水，各得其乐。大人们饮一点点米酒，这是荔波乡下农家自酿的，含酒精量较低，但放任饮下去也能醉倒人；他们中很快有人上了脸，在昏黄的灯泡照耀下闪烁着酡红的光泽，像我的父亲，他的酒量本浅如一眼看得见水底鹅卵石的小溪。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桌上的肉，它来自婆在后院圈养的猪，婆懂得善待它，打猪菜，掺着米糠煮猪潲喂它，猪圈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它也仿佛懂得自己活着的意义，铆足了劲一天天地往香喷喷里长，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精心侍弄自己的婆。杀过年猪，无论拈来切丝炒菜，还是以肥瘦层次鲜明的五花肉与独山盐酸菜入锅上炭炉蒸作扣肉，那种纯正浓烈的香气霸道地钻入每一个人的鼻孔，比如这个一年到头最难忘的夜晚，正因为桌上有了它，而变得色香味俱全，舌尖经历着美妙持久的享受。

　　吃过年夜饭，收拾碗筷、撤去桌子后，守夜开始了。过了今夜，我们都将集体长一岁。站在这新桃换旧符的门槛边，孩子们排着队，走向门旁灰白的墙，墙上有去年此时记下的我们的身高，旁边写着各自的名字。八个孩子，高矮不同，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我们一个一个地站在墙下，谁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一年他（她）长高了多少，有的孩子的个头长得像蜗牛爬一样缓慢，但肉眼看见的一点点变化，都让我们和父母欣喜不已。这时没人担心自己长得快，该成长时就成长，我们都像盼过年一样，盼着一下子长得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高。

　　接着，我们一个一个地忸怩着挪到大人面前，不论哪一辈的，一律不用磕头，说上一两句一模一样的拜年吉祥话，就能换得几张压岁钱，有一角两角的，最大不过五角的，却都是崭新而挺括的新钱，提前从银行换来的。钱攥在手心里，像墙上一页页的日子，我盘算着怎样花掉它们。盼到了返回沙包堡镇上，春节过了还不到一半，我下铁路，穿公路，到对面那一溜儿卸了门板纳客的店铺，买《三国演义》之类的小人书，买穿花袄的电光炮（记得我曾在同伴的激将下，自告奋勇地手举一枚电光炮，哧哧地燃烧爆炸后，炸得我的手指火辣辣地疼，手掌肿成了发糕），买点着了能喷出降落伞、在我们的仰望中缓缓落地的烟花，还有那种拉扯后绽开毛茬儿的绵纸，我裁了它来做风筝，爬到职工医院旁的东山顶任其自由飞翔……

　　时间仿佛一匹老马，埋头不紧不慢地踱在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黑夜的腹地。那时婆家没有电视机，我们也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打发这漫漫黑夜。外面天寒地冻，屋内炭盆熊熊燃烧。黑皮肤的木炭亲密枕藉，被烤得浑身通红，越抱越紧的温暖像电波四处发射。我们围着盆儿坐成一圈，张开手掌凑近盆边烤暖，随意地拉着家常，热烈的话语像木炭快乐地喊出了声，激动的舌头像火星噼啪四溅。我们找出铁丝编的笼子，架到木炭上面烤糍粑吃。糍粑光滑细腻，被切成薄薄的片儿，摊放在笼子上，一览无余地被冲天的火苗激情膨胀，热气蒸腾，缭绕着我们有些兴奋的脸。烤过的糍粑黏稠滚烫，被我们扯住两头努力地抻长，像一匹冒着热气儿的白布，幸福生活同时被我们无限抻长了，仿佛比一万年还长……

　　离春节半月有余，在婆家门前宽敞的空地上，两三个壮汉穿着黑色土布上衣，一条黑布带扎紧玄色大裆裤，轮流打着糍粑，荔波俗称打粑粑。盛糍粑的石槽膀大腰圆，像一只桶，巍然屹立在中央。一个人操一根T形木棒，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一下一下地捶打着槽里蒸熟的糯米饭，打着打着，浑身像拧开无数水龙头，一起源源不断地冒着汗水，他干脆脱掉上衣，赤着上身继续捶打，直到满头大汗手臂酸痛地被另一个人替换下来。有时是两个人相对而打，你举棒打一下，我扬棒打一下，谁也不妨碍谁。这种木棒结构简单，像汉字中的一横一竖，横者粗如壮汉胳膊，是浓墨重色的黑体字，竖者细比孩子臂膀，是匀称结实的楷体字。楷体字穿凿通过黑体字，被牢牢地榫接到了一起，专心致志地做着糍粑这篇槽中文章。但它却不好做，主要是劳动强度大，因为糍粑黏稠似胶，不绝如缕。木棒扬起后鸡啄米似的落到糍粑身上，带起糍粑，同时被落槽生根似的糍粑黏上，轻易甩脱不得，必须下大力和使巧劲才能拔下木棒，继续举棒捶打。这让劳作本身看上去既有些夸张，又有象征意义，因此说夸张与象征是做这篇文章时的主要修辞手法。

　　糍粑缠绵多情，苦恋坚硬的石，同时藕不断丝相连地热恋着激情的木，它被夹在石与木中间，无奈地失脚陷入感情的旋涡，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它的象征意义大抵在此。这也给壮汉们带来了技巧难度，他们得有一副好眼神，准确无误地高举木棒呼啸着砸中糍粑，才能将它捶打得更加缠绵多情，否则一不留神砸上石槽边儿，敲下碎片，木棒受损伤不说，石片溅入槽中，坏了一槽糍粑。

　　打好的糍粑被一双双油汪汪的手趁热生拉硬拽出槽，团成一个个圆饼，待慢慢阴干了，又怕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像土地一样四下龟裂，有一天哗啦一声彻底粉碎了。这时需要提早赶在它粉碎之前，将它泡入干净澄澈的凉水中，像养一条条又白又胖的鱼一样，隔上两三天，倒掉有点浑浊的水，换上一盆或一缸清亮亮照得出人影的水。

　　一个又一个大年夜，我们围盆夜话，糍粑是唯一的话题。血红的火焰与雪白的灰烬躲进木炭里，热热烈烈地初恋，亲昵的私语四下迸溅，一次次惊醒了我们垂头的瞌睡，映亮了一屋红红火火的面孔。在糍粑蘸白糖的香甜中，送走一年到头最后的夜晚，迎来新年的第一轮朝阳。

　　从大年夜开始，糍粑可以一直吃到清明。这时万物花开，欣欣向荣，油菜出了薹，可以采了与糍粑一锅炒，也可以寻了毛茸茸的鼠曲草或嫩生生的苜蓿尖儿等野菜一起炒，是猪油将它们恰到好处地团结到一起，以一种白雪绿柳重新颠覆与诠释了春天。

　　正是糍粑挺身扑火，以缠绵和黏稠的亲情，让我们走出各自的家门，从不同的方向，亲密无间地团聚在外公和外婆周围；也正是糍粑以自己的热情与灼烫，抻长着春节的每一天，让我们相互依依不舍，春天说来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