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做参知政事时严整吏治。他审核地方官吏，在名册中每见德才有亏、名声不佳者，就把这人的姓名一笔勾除，不再任用。南宋朱熹编纂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记载了此事。这正是“一笔勾销”的来历。“一笔勾销”的含义在后世有了一些扩展，有“了结”“把账一笔抹去”的意思，而其本意则是对庸官、昏官、劣政不妥协的态度，这也是范仲淹一生为官的缩影。

　　把脉吏治。范仲淹深切认识到朝政败坏的重要原因源于庸政懒政的官吏制度。宋朝建立后，有鉴于晚唐五代以来军武之人掌权容易引起动乱，采取了抑武崇文的方针。用高爵厚禄安抚有功武将，不予实权，也不派实务；广开渠道选拔儒士，给以优厚待遇，构建文官政治格局；强化“恩荫”世袭制度，扩大并笼络士阶层。但久而久之，官员胥吏人数激增，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着名直臣包拯曾写文章说，宋真宗前后的四十年间，朝中文武官员的数量足足翻了一番。也有大臣进行某一年的统计，发现仅地方财税系统官吏员额就已超过十九万。可见数量之巨！范仲淹敏锐地认识到，冗官滥吏已成王朝的沉疴积弊，而选人用人制度乃其症结。官员升迁只看资历年限，不考核政绩，所以很多人就混日子、熬年头，尸位素餐。有的人官职靠祖上功劳“继承”而来，本人却无德无才，甚至贪赃枉法。范仲淹在写给朝廷的奏议中激切地指出，州县官吏中有能力的连二三成都不到，而荒政、坏政的却多达十之七八。他主张“去谬吏”“纠慢政”，对贪污腐败、昏聩无能、懒政不为乃至老迈失德的官吏，进行严厉的弹劾与罢黜。他后来在《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喜悲进退非因个人得失，一心为公，这正是范仲淹。

　　任人唯能。范仲淹善于识人。他扶持沉沦下僚的狄青，鼓励年少轻狂的张载，成就了一代名将、当世大儒。初露头角的富弼也因范仲淹的热情引荐获得机会，终成一代名相。范仲淹执政固然严，却并非严苛不近人情。作为一位宽厚长者，他对于道德理念和律令条文并不教条。有的官员犯了错，但动机是为百姓，范仲淹就仗义执言，主张从轻处罚。宋仁宗庆历年间，有一大伙强盗过境，威胁到高邮。高邮的地方军事长官晁仲约因为没有兵力抵抗，就动员城中富商拿出金银布帛、牛羊美酒，假意去犒劳。强盗得了便宜就满意地绕城而去，城中百姓由此得到了保全。但朝廷闻之大怒，掌管军事的枢密副使等大臣更主张诛杀晁仲约。范仲淹为之力辩，说晁仲约是因为高邮城中既没兵士又缺武器，实在无法抵抗才使用了这样的方法。而且他事先与城中百姓商量了，百姓也都赞同这个做法。如果因此杀晁仲约，违背了制定法律的本意，损害了百姓利益。仁宗皇帝听后觉得有理，就赦免了晁仲约。范仲淹一切以百姓安危为出发点，面对“寇至无备”的紧急情况，他认为勉强抵抗最终必导致生灵涂炭，而筹资退贼却可保护满城百姓，这比什么都重要。范仲淹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他没有明哲保身，更不是胆小软弱，而是严也为民，宽也为民。

　　立场坚决。范仲淹对不才官吏在名录上“一笔勾销”，体现了他对改革吏治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载，范仲淹在监司官吏名册中勾除不称职者，以有才能的人补任。同僚提醒他：老大人啊，您这一笔勾画容易，但被罢免的人势必难过，恐怕要全家都哭了。但范仲淹凛然答道：这样即使造成了一家人哭，也总比最终一路人哭好。“路”是宋元时代高级的行政区划，大体相当于现代的“省”。因此这“一路人”实际上是指一大片区域的百姓。范仲淹对不才官吏一笔除名，必然会得罪人，他并非不知。但不得罪千百腐败官员，就要得罪万千人民。将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之，百姓才有活路。当仁不让，虽万千人亦往，正是国士的担当。儒家所谓“宁取狂狷，不取乡愿”，即使执拗不为人理解，也不行误政害民的好人主义。范仲淹的耿介方正，正是难得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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