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杨绛正在上高中，当时她还叫杨季康，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了“平旦学社”讲学，老师要求她做记录。

　　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就满口答应了，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被安排上台记录。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要上台做记录，还要跟那些元老级别的老师同台记录。面对台下乌压压的人群她是又紧张又害怕又羞愧。

　　等她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态准备记录，却发现听不懂主讲人章太炎说的杭州官话，这可是致命的问题。作为一个记录员听不懂主讲者说什么，只知道章太炎谈的是掌故，但说的是何人何事，她完全听不懂，也不知从何处记。要不假装在仔细记录？装也得装得像吧！要不乱写？可写好交卷怎么交代呢？要不画圈圈，画杠杠，可万一给人识破岂不是更糟？此时的杨绛非常尴尬，恨不得演讲赶快结束，她好溜之大吉。但是她不能，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杨绛考虑了很久，决定放下笔，静下心来听章太炎讲课。即便如此，她还是听不懂一句，只好眼睁睁看着章太炎。而章太炎在侃侃而谈的同时，也频频回头看那个一字不写的记录员。就这样一直挨到结束，杨绛交了份空白的笔记就走了。

　　虽然暂时摆脱了尴尬，却摆脱不了媒体的报道。第二天，杨绛就上了报纸，报上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不出杨绛所料，等到开学，同学们把这个新闻当作笑料大谈特谈。老师也无奈地对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其实，老师让杨绛做记录，只是走个形式，没有指望她能记录什么。

　　但这就是杨绛的性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装腔作势、不弄虚作假，大大方方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