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中山公园正门进入，沿东侧长廊曲折北行，在古柏群旁，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四梁八柱式传统建筑，就是始建于1915年的“来今雨轩”茶社。

　　最难风雨故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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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祀活动的社稷坛。1914年10月，在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的推动下，社稷坛对公众开放，成为北京城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

　　1915年，当时的中央公园委员会筹建“来今雨轩”，本拟做俱乐部，后改为餐馆。轩名是朱启钤取的，来自杜甫《秋述》小序，截取“旧雨来今雨不来”中间三字，用以感慨世间人情冷暖。最初的匾额为徐世昌所题，现在的匾额是赵朴初1985年题写。

　　两边的抱柱上，有清人书写的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楹联虽是古人诗句，其意境却十分贴切，一大批进步青年正是在这里不断求索，与志同道合的新朋旧友一道，向着光明勇敢迈进。

　　除东面的来今雨轩外，中央公园的茶座还有西面的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柏斯馨等地，也都是高朋满座。以茶座为代表的中央公园消费价格有些偏高，茶客以中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居多，尤其是大学教授，医生、记者、画家以及大学生等，各茶座的茶客都相对固定。

　　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建筑，红砖房、歇山瓦顶、有廊柱。当初在建筑外又搭了七间铁棚，棚下面摆放几十张茶座。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以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常聚在茶社，探讨传播马克思主义，表达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

　　1919年7月，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李大钊还曾介绍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等人加入学会，与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多次到此参加学会的聚会、座谈会，阐明政治主张。

　　另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曾82次来到中山公园，其中60余次在来今雨轩翻译写作、品茗就餐、赏花会友，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来今雨轩还是当时京城文化圈举办重大或重要活动的首选场所和最佳聚集地。1919年6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学等五家团体在来今雨轩为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离华举办送别宴会。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年似此国际文化盛会，在此不知举行过多少次，如果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李大钊在此演讲《庶民的胜利》

　　近代中国的社会风云激荡，许多革命志士和先进青年在来今雨轩，谱写了一幕幕生动而精彩的历史传奇。特别要指出的是，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就是在这里发表了着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点燃了革命志士心中救亡图存的火种。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一方，中国人欢喜若狂。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全市学校放假三天。

　　11月底，北京庆祝一战胜利的活动达到高潮。28日，北洋政府特开大会庆祝战胜，在太和殿举行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29日，总统在居仁堂邀请协约国外交使团、各国公使。30日，又举行提灯会，北京东西城各校学生参加游行。张国焘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肆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当时的国人普遍幻想一个公正和平的时代即将来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胡适在演说中指出“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他们的言论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和民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到底是谁的胜利？真的是“公理战胜强权”么？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有一个人进行了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李大钊独具慧眼，在来今雨轩举行的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中，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连是谁的胜利和为谁庆祝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忙着去祝贺，是没有意义的。

　　他首先向听众提问：我们究竟是为哪个庆祝？在台下一片寂静中，他斩钉截铁地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李大钊继续说道，“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劳工主义战胜。“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演说完毕，台下瞬间喧腾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观，他认为庶民必然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最终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也就是劳工阶级的胜利。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张平等选举，废除私有制，教育机会均等，对农民进行民主启蒙。《庶民的胜利》这篇演讲正是他政治思想的体现，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时间

　　《庶民的胜利》这篇着名演说，人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新青年》五卷五号。该期《新青年》发表了“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第一篇是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第二篇是陶孟和的《欧战以后的政治》，第三篇即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这期《新青年》并未标明三篇演说发表的时间和地点。因为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是1918年11月16日讲的，便以为《庶民的胜利》也是同一天发表的演说。

　　《新青年》五卷五号这期杂志目录上写的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发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为1918年11月11日，胜利演讲的稿子怎会发行于战胜之前呢？经考证，该期《新青年》实际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1月。

　　从这期《新青年》刊登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中，有《每周评论》“第一次已于十二月廿二日出版”一语，可见它的出版当在12月22日以后。而上海《时报》在1919年1月18日至27日每隔三天刊登一次《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出版广告。

　　据此判断，这期《新青年》的实际出版时间，不会早于1919年1月。

　　另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本月十五十六两日本校曾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除本校校长、陈学长、王学长及胡适之、陶孟和、马寅初、陈惶农、李石曾诸教员外，并有来宾丁在君、卢世功、冯执中诸先生到会演讲。大受听者欢迎。今定于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再行举行并请本校高材生加入云。”

　　同一天的《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头条刊载的《本校特别启事》指出：“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为庆祝协约国战胜日期，本校拟于每日下午开演说大会（地点在中央公园内外，俟择定后再行通告），各科教职员及学生有愿出席演说者，望即选定演题，通知文牍处，以便先行刊印，散布听众。”

　　显然，11月15、16两日，李大钊并不在发表讲演的11人名单之中。他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的时间应该在“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的下午。因此，在时间表述上，应以11月底为宜，地点是“中央公园内”的他常去的茶社“来今雨轩”。

　　如今，来今雨轩已修缮如昨，它吸引了更多市民游客在此驻足，回首那一段艰辛岁月中的红色往事，追思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