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郭熙《窠石平远图》轴

明陈淳行书《岳阳楼记》卷（局部）

明文征明行书《陋室铭》轴。刘同华 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不断传承、汇流的过程中，形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与宇宙观。

　　8月29日，“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开幕。105件故宫藏精品文物，在午门展厅为观众展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书房不仅是作为读书、立言和藏书的地方，更是赓续传统文脉，体现文化昌盛的象征。

　　此次展览展品涵盖书画、器物、家具等类别，包括郭熙、米芾、米友仁、文天祥、倪瓒、杨维桢、沈周、文征明、唐寅、徐渭等名家名作，展品时间跨度从西周至明清，以中国书房的意涵与物象为主题，立意“当代如何走进传统，传统如何启迪当代”，涵养我们的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

　　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这次展览中，有一件国宝级的山水图，北宋郭熙所绘的《窠石平远图》轴。提起这幅画，可以说大有来历。

　　郭熙是北宋杰出画家、绘画理论家。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奉诏入图画院，后任翰林待诏直长，王安石变法时新立中书、门下两省和枢密院、玉堂等墙上的壁画，都出自他的手笔。郭熙擅画山水，后取法李成，画艺大进，到晚年落笔益壮，能自放胸臆，炉火纯青。

　　宋神宗赵顼曾把秘阁所藏名画令其详定品目，郭熙由此得以遍览历朝名画，“兼收并览”终于自成一家，成为北宋后期山水画巨匠，与李成并称“李郭”，与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并称五代北宋间山水画大师。郭熙提倡画家要博取前人创作经验并仔细观察大自然，在山水取景构图上，创“高远、深远、平远”之“三远”构图法。

　　《窠石平远图》就是他的一幅代表作，“窠石”就是带窟窿的石头，“平远”就是“三远”构图法之一，是描写深秋之际、山水清旷的一件佳作。

　　画面近景，溪水清浅，岸边岩石裸露，石上杂树一丛，枝干蟠曲，有的叶落殆尽，有的画出老叶，用淡墨渲染。远处，寒烟苍翠，荒原莽莽，群山横列如屏障，天空清旷无尘，一派深秋的景象。

　　画中的窠石采用卷云皴法，以表现北方山水的浑厚和磅礴，是郭熙的创造。郭熙对秋天的感受是“秋山明净而如妆”，“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所以画中没有萧瑟和悲凉，从构图的气势、用笔的利爽来看，反倒给人以肃穆、庄重的美感。

　　对于“平远”法，郭熙解释说：“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所以，画中取景，视平线在下部约三分之一处，平视中使景物集中。自前景透过中景而望远景，层次分明，表现出纵深的空间距离，境界阔大，气势雄壮，显示出画家晚年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

　　《窠石平远图》曾在《宣和画谱》中着录，被宋徽宗时宫廷所藏，到明末清初被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所收藏，民国时仍在梁氏家乡河北正定一带流传。后来，当地人不懂这幅画的来历，就把画挂在保定莲池书院文化馆的墙壁上。1950年冬，已从上海调到北京文化部文管局的徐邦达，到河北保定地区收购古书画，在莲池书院发现了被埋没的《窠石平远图》。该画得以重光天日，并最终藏于故宫博物院。

　　中国的山水画，隋唐之前已见雏形，隋唐以来，出现一批着名的山水画作者如展子虚、吴道子、李思训等，山水画逐渐成为独立的画种。宋人传承唐人的衣钵，把山水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山水画，无不以极大的创造力拓展山水画的表现空间，努力维系着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平衡关系。郭熙正在此列，《窠石平远图》正是代表作之一，他所提出的“三远”构图法对后世山水创作影响深远。

　　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展陈作品中，有不少体现天地大道的器物，如玉琮、青铜器等。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中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在玉器中，琮是用于祭地的玉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正如展览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正谊明道”，中国的文化中处处可见难以磨灭的家国情怀。“正谊明道”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展览中，有一封文天祥的信札引得很多人驻足观看——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这件书法作品，是文天祥在30岁时，写信向包宏斋晋升道贺。包宏斋就是包恢，号宏斋，博览群书，熟读经史，为官之后，一心为民，深得百姓拥护，一生“守法奉公，其心如水”，在临终之际还告诫家人要节俭办理后事。

　　文天祥在信中不仅表达了对时政的关切，而且对包宏斋的“忠忱爱国”“愤世疾邪”表示仰慕，认为包氏被重用是国家之幸，“天祥谨顿首为国贺、为世道贺，不独为先生贺也”。看似是私人信件，其实谈的都是国事，文天祥信中还谈到了江西剿寇等事，提出“无政事，何以立国”，体现出读书人为天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家国情怀。

　　文天祥一生忠义慷慨，正气沛然。他在《过零丁洋》中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气势磅礴，情调高亢，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

　　1279年，文天祥被押上囚车送往元大都。中途经过他的家乡吉安，千头万绪在他的心中集结着。到了大都，他度过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三年里，元世祖忽必烈欣赏他的忠义气节，几次三番派人来招抚，这些人有南宋的宰相，也有元朝的高官，写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

　　忽必烈曾召见文天祥，对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我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

　　临刑时，文天祥从容不迫，对刽子手说：“吾事毕矣。”然后向南方跪拜，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文天祥的妻子得知丈夫就义的消息后，感叹一句“我夫不负国，我安能负夫！”随后，她与两个女儿一起自尽。

　　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人们纷纷设酒祭奠。元至治三年，吉安郡学奉文天祥像于先贤堂，和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并列，正气不亡。

　　天地为吾庐的文化追求

　　唐代刘禹锡到安徽和州任职后，曾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

　　然而刘禹锡并不在意，反而写出来一篇流传千古的文章《陋室铭》。全文短短不到百字，写出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通过引用古代俊彦之居、圣人之言，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

　　展出中，有一件明代文征明书写的行书《陋室铭》轴。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他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文征明素以人品高洁在文坛备受崇敬。一次严嵩经过苏州，特地去看文征明，文征明却不回拜。于是严嵩对工部尚书顾璘抱怨，顾璘回答：“这才是文征明！”

　　文征明在写行书《陋室铭》轴时，已经84岁，但是书如其人，写出来的书法笔意清雅而不失劲健。

　　同时展出的明代陈淳写的行书《岳阳楼记》卷，则笔墨淋漓，气势宏阔，另有一番天地。这两幅书法作品，一幅书以小字，一幅写以大字，传达出中国人的一种心灵寄托和精神空间，在这里可以仰望星空，沟通天地造化。就像《岳阳楼记》所写的，不论是身处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都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传递着亘古不息的文化之光。

　　所以，在展览中有一部分呈现的是星空。将天上的壁星和地上的鲁壁联系起来，在仰望星空中，人与天地进行交流，拓展观众对文脉的思考和对文化空间的想象。

　　正如此次展览的主题“照见天地心”。所谓照见天地心，正是在努力继承着一种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相对于生生不息的文化，我们通过展览看到的只是一斑。但积跬步可以至千里，可以在交流和继承中看见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和价值，有所感获于中国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