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未能到达目的地的古代海船，在水中存下一份文化遗产

　　近期，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瓷碗走红网络，这件瓷碗的特殊之处在于碗内有制瓷工匠书写的一首唐诗，“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水深偏责就，莲尽更移舡”，这首诗不见于《全唐诗》，它藏在历史深处，直到近期才与公众正式见面。

　　长沙窑是唐五代时期一处以外销为主的商业性瓷窑，写有“住在绿池边”一诗的瓷碗，出土于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长沙窑遗址区。

　　其实，为数巨大的长沙窑瓷器出水于沉船。2020年9月，上海博物馆推出“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满载唐朝瓷器的商船，其中数量最大的就是长沙窑瓷器，达57500件。

　　长沙窑瓷器率真活泼，制瓷工匠喜欢在瓷器上写诗，“宝历风物”展中就展出了一件，也是青釉瓷碗，碗内的诗云“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中国外销的大宗产品，其重要性不下于丝绸，因此有学者提出“丝瓷之路”的说法。大量外销瓷器，漂洋过海，顺利到达目的地，成为买主欣赏的收藏品或是日常使用的物件，也有大量外销瓷器，随船只沉没在海中，直到千百年后才重见天日。

　　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正在举行“海贸明珠——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展”，展出文物422件，展品均为往年采集发掘的漳州海域遗址文物，其中约320件来自圣杯屿元代沉船中的龙泉窑瓷器。

　　圣杯屿海船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出水的龙泉窑青瓷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器型以碗、盘、洗、碟为主，少量盏、高足杯等，其中不乏精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不妨来看展览中的三件文物。

　　第一件是青釉双鱼洗，这件文物仅有巴掌大小，可爱的是内底模印两条游鱼，倘若倒入水，随着水波荡漾，鱼儿也像是游起来了，饶有情趣。

　　第二件是元代龙泉窑的创新产品——高足杯，这件高足杯的足呈喇叭状，顶着一个口微向外撇的圆杯；青绿釉泛灰，通体冰裂纹；内壁上、下部各刻划一圈细弦纹，内底模印一图案，模糊不清；外壁上部刻划四道弦纹和五级短斜线，下部用三齿篦梳刻划五瓣花卉，“五线谱纹”是人们对此类纹样的通俗称谓。高足杯在元代较为多见，不仅龙泉窑烧造，其他窑口也大量烧造，其流行原因与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高足杯又有“马上杯”之称，很方便他们在马上执足饮酒，豪放的蒙古人没有酒，就像草原上没有长调一样乏味，江西高安曾出土一批元代青花瓷，其中一件上书“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

　　以上两件文物都小而巧，第三件被称为龙泉大盘，口径35厘米、足径6.2厘米、高4.3厘米；青绿釉泛灰，内底中心微隆，外底较平；内壁刻划一圈草叶纹，是通过印花的方式刻划出来的，印花最大的好处是能大量、简易而高效地生产受到市场青睐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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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精巧的双鱼洗到别致的高足杯，再到龙泉大盘，每一件初看平平无奇的龙泉窑青瓷瓷器中，不仅蕴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也传递出中外交流的宝贵信息。展览中一些体型较大的瓷盘，在一堆碗碟中显得格外醒目，向我们描绘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景象。专家表示，元代龙泉窑瓷器外销迎来鼎盛时期，窑厂开始有意识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来生产定制瓷器，比如受到西亚围坐成一圈吃饭的习俗影响，远销到这一地区的碗盘形体较为硕大。

　　2 全面发掘圣杯屿元代沉船，大量瓷器将重见天日

　　许多考古发现源于偶然，圣杯屿元代沉船亦是如此。

　　圣杯屿位于漳州漳浦县古雷半岛东南海域中，菜屿航门西南侧，距大陆最近点630米。菜屿航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道，直到今天依然是船只南来北往的通道。这一带暗礁丛生、潮汐变幻莫测，是船只事故多发区。七百多年前，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货船，沉没在距圣杯屿西南面200米的大海中。沉船的发现，说来与一场台风有关。

　　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鲇鱼”在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杏仔村附近渔民的养殖箱沉入海底，渔民雇请的潜水员在打捞养殖箱时发现了零星瓷器。同年11月，漳州文物市场上出现宋元时期水下文物，文物部门很快追查到海船位置在圣杯屿附近海域，并通报当地相关部门，安排当地老渔民日常守护。

　　这艘沉睡了数百年的古船究竟是什么样子？装载有哪些物品？它因何沉没？为了探明这些被水“掩埋”的历史，国家水下考古队联合福建省、漳州市自2014年起先后三次对圣杯屿水下海船遗址展开调查和发掘。

　　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确定圣杯屿海船具体坐标，共发现6道隔舱板，采集标本以青釉碗、盘为主，少量洗、碟、高足杯等，均为元代龙泉窑产品。2016年8月，再度进行水下调查，本次调查面积约1600平方米。

　　2021年6月，文物部门对遗址水下文物分布范围、保存状况、遗址性质、船体及船体埋藏状况进行了重点调查，获取了一定的遗址影像、测绘及周边物探数据，共采集标本468件套，发掘出水瓷器228件套。随后召开了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专项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考古研究价值高，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交通史、陶瓷贸易史、造船技术史等，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和实物资料，建议尽快组织实施全面的水下考古抢救发掘。

　　2022年4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圣杯屿海船考古发掘”被列为水下考古重点项目之一。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遗址开展全面发掘，对水下文物进行提取，并在周边海域进行水下考古调查。

　　当我们在赞叹出水文物的精美时，也不要忘了这些文物重见天日经历的艰辛过程。

　　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的环境完全不同，更具难度。水下考古先要进行陆地调查，寻找水下古船相关遗物线索；进行物探调查，确定水下遗址位置及海底地貌；进行水下重点调查，对遗址分布范围、价值进行认定。之后才能展开水下发掘，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与全面揭露，这其中包括清理、编号、测绘、摄影、摄像、提取、运送、固定等环节，出水文物因为脱离了海洋环境，要对其进行及时保护，这又涉及到一整套技术。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从1987年打捞“南海一号”至今，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进的技术与理念，让更多考古信息得以保留，让我们更真切触摸历史。

　　3 明朝漳州月港成为大帆船时代的明星，和平贸易促进文化交流

　　漳州面临台湾海峡，“雄踞海滨”，海上航线四通八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留存下了许多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记忆以及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国家水下考古队已在漳州海域发现水下遗址22处，经过水下探摸确认的水下沉船遗址10处。这些遗存均位于近海，离岸较近，水深10至30米不等。既有唐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贸易海船遗址，又有明末清初至近代的战船、军舰遗存，类型十分丰富。

　　水下考古，让这些遗落在海底的颗颗明珠重现光芒，也证实了漳州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节点。

　　早在汉朝，南越王赵建德在漳州伐木为船。唐代有来自康国的胡商在漳浦温泉浴投铜币洗浴的记载，康国在中亚，就是唐风吹拂到的撒马尔罕，撒马尔罕的商人不仅来到了长安，也来到了距长安千里之遥的漳州。五代、宋、元，漳州的海外交通贸易继续发展。但其状况都比不上明代中后期，这时，漳州月港崛起了，一跃成为兴盛的国际贸易港口。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政策松弛，准许开广州、月港两口进行海外贸易，其中广州主要负责朝贡贸易，月港可以允许商人出海贸易，一个是内向型港口，一个是外向型港口。

　　月港崛起的时代，正是大航海的时代，经停月港的船只，连接起的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漳州月港出发的海上航线，东达日本，南通菲律宾，西至马六甲，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到达亚欧美非大陆，主动与欧洲人开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相连接，共同开辟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

　　漳州月港由此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繁荣，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接力谱写了一曲古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华美乐章。

　　从史料记载看，当时，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畅销海外的商品汇集到漳州，与漳州本土生产的漳州窑瓷器、天鹅绒等商品一起，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一些原产海外的农作物，也经由月港传入国内，深刻影响明朝农业格局。如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留下了大量与月港相关的档案资料、文艺作品等，印证了漳州月港曾经的辉煌。除了货物的流动，也有人的流动，月港是明朝中晚期大规模华商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

　　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的瓷器、明代月港码头遗址等遗存，提示今天的读者，先民曾如何热情拥抱海洋，他们不惧风高浪急，向海而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和平贸易，推动文化交流。今天，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古老的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人的视野与胸襟更加开放，成果也更加显着。

　　千帆竞逐，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