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长城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丰厚，自古以“长城”为咏诵对象的诗歌层出不穷。正如大型文献《中国长城志》中所说：“自有长城以来, 就有关于长城的诗歌出现, 千年而下绵绵不断地产生。中国诗歌史上，对某一建筑物的吟咏, 没有比对长城的吟咏时间跨度更大、数量更多、反映面更广、情感更为强烈的了。”

　　作为传承长城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长城主题诗歌记录了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步伐，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承载着守望和平的时代精神。挖掘并梳理古代长城主题诗歌，不仅对丰富北方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弘扬长城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关切民生、祈盼和平，闪耀人性关怀

　　早在《诗经》当中，就有对长城雏形的相关描写。《诗经·小雅·出车》中有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西周末年，大原（今宁夏固原）一带有游牧民族猃狁势力渐强，周宣王派大将尹吉甫率军征伐，又命南仲在朔方筑城增兵，设立军事据点。南仲所筑之城，是互不联结的城堡，战时可遥相呼应，有人认为这就是长城的雏形。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战国古长城连绵不绝、巍峨雄伟，联结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这也成为此后长城承载的重要使命。

　　“长城”作为诗歌意象，最早出现在秦朝民歌《长城谣》中：“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作品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对战争的谴责和控诉，成为历代吟咏长城诗歌的先声。此后，汉代陈琳的诗作《饮马长城窟行》，一方面延续《长城谣》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战争对百姓的涂炭，另一方面也生动展现出“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雄奇景象。秦汉文人将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心系苍生的真挚情感，寄寓于长城主题诗歌之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与和合思想，使长城主题诗歌从一开始就闪耀着人性关怀。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长城”这一边塞诗中的重要意象，与“大漠”“汗马”“疾风”“秋草”“旌旗”“明月”“胡乐”等意象相结合，呈现出边塞辽阔凄美的景象，也体现出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在魏晋诗人笔下，长城成为戍卒所处苦寒之地的象征，诗人对戍守边塞的将士予以怜悯和同情，侧面流露出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此后，曹丕、沈约等文人均以《饮马长城窟行》为母题，将建功立业、怀家思归、关切民生、渴望和平等丰富的情感融入诗歌中，从而使《饮马长城窟行》成为经典的乐府古题。

　　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审美价值逐步确立

　　隋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局面。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加快推进民族融合的进程，他先后两次主持修筑长城，加强防御体系的建设，维护和巩固大一统局面。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开篇就以“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展现了隋代长城的雄伟壮阔，接下来的“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流露出修筑长城的使命感。可以说，尽管历代有关长城的诗歌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对大兴武备予以谴责，但从修筑长城的初衷来说，它是防卫的重要屏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守护了一方安宁，见证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融。同时，正因为有了长城的存在，战争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减少，长城也成为和平的象征。

　　伴随唐代边塞诗的繁盛，长城主题诗歌不断丰富。文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使得“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李希仲《蓟北行》）、“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王昌龄《塞下曲》）的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溢作品间，杜牧更是以“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咏歌盛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将英勇贤德的人格精神与长城的军事功能相比拟，赋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一方面，唐代诗人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谴责大力修筑长城带来民生苦痛，如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寄寓“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的深切期盼，李白在《北风行》中更发出“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的悲慨之情；另一方面，他们对长城本身具备的军事防御价值与内在精神价值予以肯定，在“国难倚长城”（皎然《奉送袁高使君诏征赴行在，效曹刘体》）、“恩威作长城”（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唇齿赖长城”（高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等深情表达中，长城不仅是保卫家园的坚实屏障，更是将士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

　　历史演进、民族融合与人文精神的交织契合，使得长城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之外，被赋予丰厚的文化与情感意蕴。不论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荒寒，“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思念，还是“海暗云无叶，山春雪作花”（郑愔《塞外》）的浪漫，“统汉峰西降户营，黄沙战骨拥长城”（李益《统汉峰下》）的悲壮，长城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内涵得以丰富和彰显，其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步确立。这种不断延续的情感与审美心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的外显，是诗人对中华民族安宁社会秩序的渴望与祈盼，其背后则是沉淀在精神深处的“大一统”思想。

　　所以，古代长城主题诗歌集反战情绪、思乡情感与渴望和平于一体，而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正是源于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精神。

　　共居共存，彰显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

　　长城戍防体系在北朝至宋、辽、西夏、金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的长城不仅起着防御的功能，同时也关涉宋与辽、西夏、金的往来，促进文化的交流、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和解，长城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更为突显。

　　不论从社会功用、文化传承角度，还是在抒情、审美意象的承续方面，宋代文人都对长城予以关注，并通过诗词表达情感心声。苏轼《河满子》一词的上阙有：“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在苏轼心中，长城是守护家国平安的有力屏障，因而借用唐太宗任用李积筑长城治边的典故，对四川南州太守冯当世的政治才干予以赞美，并通过“岷峨凄怆”与“江汉澄清”的对比，展现战争平息后安定美好的景象。整首词作寄寓了苏轼为家国安定贡献力量的理想与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对和平的珍惜。

　　沈括在《鄜延凯歌》中以“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反映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周边共居共存的场景，充分展现了北宋时期多民族交融的良好局面。陆游在《古筑城曲》中以“长城高际天，三十万人守”盛赞长城宏伟雄壮的气势，在《书愤》中以“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表达自己壮志难酬、功业未成的悲愤之情。在《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一词中，金代词人邓千江以“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呈现边疆的安定，最后一句“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颂扬为家国和平献身的将士。宋金文人对长城的书写数量虽不及魏晋与唐代，但却以理性与乐观的情怀赋予诗歌深厚的思想意蕴。在他们的笔下，长城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长城戍防体系在明清进入成熟时期，比起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也最大。坚固的长城防御体系保障了汉、蒙古等民族的长期和平交往。长城沿线耕牧交错、多民族杂居的“板升”聚落，汉、蒙古等民族共同开设的官办贡市、关市、马市，还有民间形成的民市、月市、小市等，都是明代民族融合的缩影与见证。嘉靖年间进士石茂华的《中秋登长城关楼》，展现了当时长城内外的自然风光与各民族交往通好的情境。

　　清康熙之后，北方长城内外渐无军事冲突，长城内外的民族融合持续推进。乾隆皇帝在其《古长城》一诗中既盛赞“延袤古长城，东西数万里”的雄浑气象，同时也以“然今果限谁，内外一家矣”彰显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彼时的文人群体也普遍以民族融合的视角关注长城，顾光旭的《五原》借用历史上的战略要地萧关与灵武，并以“唐宗灵武台”喻指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归顺。李重华的《过居庸》中“此去汉南皆枕席，马蹄思踏贺兰山”，以马蹄思念古战场贺兰山一喻，巧妙地呈现了边疆长治久安的和平境况。

　　自古以来，长城一方面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是预防战争、维护和平的屏障；另一方面，长城调整着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秩序与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融通、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

　　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的象征，而长城主题诗歌则记录了长城内外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多民族融合的进程，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彰显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乐观豁达的开阔胸襟。可以说，长城主题诗歌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历史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